被作家马世芳形容为“冷静的研究者、热情的歌迷”的张铁志认为，“摇滚乐还很年轻……音乐的抗争力量是不为时代所太多改变的。”

“音乐一方面被时代所塑造，但另一方面，不管民谣还是摇滚乐，都影响着那个时代的脉搏和节奏。”谈起音乐，张铁志的脸上永远有一种飞扬的神采。

台湾作家马世芳形容张铁志为“冷静的研究者、热情的歌迷”，这似乎也是对张铁志“多重身份”最贴切的描述。身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张铁志主攻的方向是政治经济学，但两岸文艺青年对他的熟悉和喜爱，还是缘于音乐评论。

2004年，张铁志在台湾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声音与愤怒》。这本书颠覆了人们对于音乐评论的刻板印象——它将目光瞄准了音乐与社会运动的关联。时隔六年，张铁志带着他的第二本音乐评论作品《时代的噪音》又出现在人们面前。在他看来，时代在变，但“音乐中反抗的力量从来没有削弱过”。

你是如何走上写音乐评论这条道路的？

张铁志：我从初中开始就是摇滚乐迷。年轻的时候觉得摇滚乐是一种有态度的音乐，和流行音乐是不一样的。可是那时候说不上来这种“不一样”到底是什么。

到了大学之后，开始关注各种社会和政治议题，并且熟悉了很多社会运动的历史，才发现原来历史上音乐曾经扮演过那么重要的角色，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这是十八岁以前的我不太了解的。

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点是在1998-1999年，当时我还在念台大政治学研究所。我看到一本国外另类摇滚乐做的专刊，批评托尼·布莱尔上台后的举措。其中像绿洲（Oasis）这么有名的乐队也跳了出来。也是在那两年，U2乐队的主唱Bono开始参加很多全球化的辩论。

一个是我本来就热爱的摇滚乐，一个是我关心的专业领域，这让我觉得非我莫属，自己可以为台湾读者分析一下这些议题和他们参与的意义。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走上写音乐的道路。但从那时候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

在现在这个时代，音乐的抗争力量是否减弱了？

张铁志：我觉得恰恰相反。摇滚乐还很年轻，它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才出现，从出生就被标上了反叛的胎记。到了六十年代，摇滚乐又被注入了理想主义的要素。这股血液一直在音乐人的身上流淌着，只是不同年代有不同的体现。在小布什上台之后，美国音乐界政治化得更加厉害。有人甚至认为，2000年到2008年，是继六十年代之后美国音乐界政治化最厉害的8年。不管是老将尼尔杨，还是年轻的歌手，都有很多关于政治的歌曲出现。音乐的抗争力量是不为时代所太多改变的。虽然并不是每一个音乐人都这样，但总存在一股潜流。

现在音乐抗争的方式有没有什么变化？与西方相比，华语音乐圈的情况又如何？

张铁志：其实在西方，抗争音乐人也分为好几种。一种是他唱一些社会关心的议题，但不参加运动。还有一种，像电台司令（Radiohead），歌词很少会有抗议的内容，但参加很多社会运动。而第三种，比如U2，从一开始就写政治歌曲。在过去10年他们写得比较少，但却是他们政治参与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时期。所以每个人角度不一样，参与的方式也有很多种。

台湾经过过去10年的发展，新一代音乐人和大家想象的也不一样。现在在台湾做一个环保议题的活动，能找到十几个乐团参加，但在2000年前，可能只有两三个。（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