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

采访况晗所述这两条胡同时，我已经为它们准备好了版面主题——建筑的记忆。在13条胡同里，长巷二条有别于其他。精美的纹饰竟让这简朴的门楼和整个画面都弥漫着典雅的贵气，不禁让人浮想联翩。不仅只有名人的房子是故居，其实每个人的都是。“这里面有每个人的生活痕迹，这些细小的生活组成了社会的大背景。”而看到如今的前百户胡同，对我来说则五味杂陈。况晗对我说这条胡同就在我单位附近，摄影记者费劲周折找了一圈之后，竟发现前百户胡同的原址就是今天长安兴融中心的位置。照片里，胡同的尽头演变成了一座玻璃墙的写字楼，只有残余的小半截胡同，还依稀留存着“土”的味道。

长巷二条

故事· 贵气的门楼

作于2008年。况晗／画

    画这条胡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的门檐非常漂亮，和我同期画的其他几张都不同，这是唯一一幅突显了门檐纹饰的门楼，门檐上有非常精美的雕花，像这种就是设计得比较复杂的了，原来主人的身份也要高一些。虽然画里的场景非常平民化，有三轮车，门口还有个报箱（被植被挡住）。但是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主人，他应该是有一定的身份和品味，平且也有些财力，才会把这座看似不起眼的门楼修得如此精美和刻意。它和下一幅（前百户胡同）承载的是不同的记忆。刚才提到前百户，我用了“土”字来形容，那这个门楼在画里还能让人感觉到的就是“贵”气，而且这种气场很强大。

口述：况晗／文字整理：张小雅

历史

■　陆原

2010年11月的长巷二条。如今长巷二条周边已拆得差不多了，当年的“贵气”已难再寻觅。

余江灏／摄

    长巷二条，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前门大街以东，明朝属正东坊管界，清朝属外城中城辖区。

    长巷二条，以及与之并列的长巷头条、三条、四条，都是由西北至东南走向呈弯曲状的胡同，而东边不远处的草厂头条至草厂十条，却是由东北至西南走向呈倾斜状的胡同。这一带北起西打磨厂街，南至珠市口东大街，几乎就没有横平竖直的胡同，所以成书于1931年的《燕都丛考·第三编》说这一带是“其间胡同最为纵横交错”。形成这种现像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兴建北京外城城墙以前，这一带尚属郊外，开辟道路街巷缺乏整体规划，民众建造房屋具有随意性；其二是这一带原来河渠池塘密集，使得胡同院落难以整齐布局。这一带留存至今的北深沟、南深沟、薛家湾等胡同名称就反映着当年河渠交错的地形地貌，而且院落门口常见高台阶，也是过去地势低洼易于积水的证据。

    明朝正统四年（1439年），为了加深加宽护城河，需要分段筑坝临时拦水以便施工，但是又担忧雨季涨水无处宣泄，于是在正阳桥以东河段开挖了一条排水渠，即三里河。三里河呈弯曲状向东南流去，所以后来在三里河东岸形成的长巷头条、二条等胡同也随之呈弯曲走向。

    《燕都丛考》记述，长巷二条有“临江、汀州、浦城、武陵诸会馆，旧有广丰会馆，今废”。会馆“今废”，并不是说会馆房屋当时已被废弃，而是说会馆原来的功能已被废止。会馆的本意，是指接待各地举人进京参加会试考取进士时居住的旅馆。旧时交通不便，边远地区的举人进京颇费时日，花销很大，而且每逢举行会试，京城旅馆也要趁机提高房价。前人计算过，举人进京一次的平均花销多达200两银子，因此常有一些贫困举人被迫放弃进京会试。自明朝起，一些京官念及士子的艰辛，募集资金开办会馆，免费接待进京会试的同乡举人，所以会馆名称都是地名，仅限于同乡举人入住。

    会馆的规模有大小之别，接待同乡的地域范围也有不同。例如全浙会馆是省级，接待来自浙江省的举人；重庆会馆是府级，接待来自重庆府13个州县的举人；南海会馆是县级，接待来自南海县的举人。会馆的管理员称为长班，意思就是长期值班、跟班。长班本是官员的仆役，因为会馆的创办人就是官员，所以管理员也被称为长班。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朝宣布废止科举制度，此后会馆演变为接待同乡住宿的公寓。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继任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南京政府迁至北京，在南京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因此也来到北京。《鲁迅日记》记述，1912年5月5日晚7时，鲁迅乘火车到达北京前门东车站，夜宿于菜市口长发店，5月6日上午，入住南半截胡同的山会两邑会馆。鲁迅在会馆住宿的第一个夜晚，卧床半个小时即被三、四十只臭虫咬得无法睡眠，只好躺到桌子上过了一夜。次日，鲁迅请长班更换了床板，晚间才得以入睡。《鲁迅日记》提到会馆的长班名叫刘升，刘升的后人至今仍然在会馆居住。民国初期，会馆还沿袭着旧日的规矩不许留宿女客，鲁迅曾经记述过会馆长班驱赶女客的事情。后来会馆不再遵守这些规矩，《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因为父亲祖籍是广东蕉岭县，母亲祖籍是福建，她们全家就曾居住过虎坊桥的广东蕉岭会馆和南柳巷的福建晋江会馆。

    由于会馆后来演变为出租房屋，所以1949年以后多被纳入房管局管理，昔日人文荟萃的地方，逐渐成为了住满居民的大杂院。

前百户胡同

故事· “土”气的胡同

作于2008年。况晗／画

    这个胡同好像2000年之前就拆了，但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地方。一排一排的门楼非常多，大片脱落的墙皮，都是老房子，很漂亮。清明时节，北京刚刚回暖，树木才抽芽，还没什么绿色，胡同就是灰砖灰瓦，闭着眼睛想的时候胡同还是灰色的。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土”，但是站在胡同口往里看着就特朴实，感觉很舒服，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像我们老家县城的老房子，但是老家又没有这么灰的色调，因为南方肯定长满了草，像北方肯定就是灰尘多，让人很回味的感觉。建筑最大的功能就是记录历史，不管是自然记忆，还是生活记忆，它都能透露出很多讯息。我在上海就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南方的胡同，或者叫里弄、巷子，和北京的胡同有明显区别。前者黑白分明，建筑多采用白石灰，白石灰就和窗棂、瓦片形成鲜明对比，且南方多雨，所以瓦片和墙壁都被清洗的很亮，甚至还会长出青苔。北方风沙大、干燥，不管是房顶还是砖头上，都积了很多灰尘，这是整体感觉的差异；另外就是生活的琐碎信息，外面这个小房子是放蜂窝煤使的。那时家里固话还没普及，也没手机，都用公用电话。下面靠着自行车，有种生活化亲切感。1996年的时候不管胡同好坏，每条胡同我都要拍几张。可太浪费钱了，不过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如果真能把见到的每条胡同都拍下来，那是多大的一笔财富。

口述：况晗／文字整理：张小雅

历史

■　陆原

2011年4月的前百户胡同。胡同还剩下约百米长的一截，站在胡同中央，与写字楼里已是两个世界。

余江灏／摄

    前百户胡同，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以西，明朝属阜财坊管界，清朝属镶蓝旗辖区。

    前百户胡同旧称白虎庙街、前百户庙胡同，但是查阅史料这一带未见有这样的寺庙。老北京的胡同名称，常见有音近而字异的现像，例如养马胡同又称羊毛胡同，兔儿山胡同又称图样山胡同，反映出人们对于这些胡同名称的起源和演变失于确证。但是成书于明朝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述阜财坊界内胡同地名时，在承恩寺（今承恩胡同）、王恭厂（今光彩胡同）、圆洪寺街（今园宏胡同）之间提到了留守左卫，这就使人有理由认为，前百户胡同有可能是留守左卫下属的一个百户所驻地。

    明朝军队实行卫所制度。在北京正阳门之内的大明门以西，设有相当于大军区司令部的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按照中、东、西、南、北的方位，分别统率着全国各地相当于省军区的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下辖相当于军分区的卫，每个卫配属5600名官兵，卫的长官是正三品的指挥使。卫下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配属1120名官兵，千户所的长官是正五品的千户。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配属112名官兵，长官是正六品的百户，级别比正七品的知县还要高一些。

    明朝全国有493个卫，驻守在北京的有74个卫，被称为京卫，《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提到的驻守在阜财坊的留守右卫就是一个京卫。说到《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这是一本研究老北京胡同的必读之书，其作者张爵就曾经当过百户。

    张爵生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 祖籍湖广德安府应城县（今湖北省应城县），因为他的高祖父张珍腊是驻守北京的燕山前卫军人，所以迁居到北京。张爵年轻时曾在湖广安陆州的兴王府里当书办，给王府侍从们的子侄做教师。

    兴王朱祐杬是成化皇帝的第四子，十二岁时受封为兴王，十九岁时去了封地湖广安陆州，三十二岁时生了王子朱厚熜，正德十四年（1519年）四十四岁时死在安陆州的兴王府里。按照朝廷规定，王子朱厚熜应该守孝三年再承袭王位，但是到了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厚熜的母亲蒋氏以王子不便于主持各种庆典和祭祀仪式为由，派人上奏朝廷，请求让朱厚熜提前承袭王位，这个被派往北京的人就是张爵。三月八日，正德皇帝批准朱厚熜可以提前承袭兴王王位，但是就在张爵停留北京办理朱厚熜承袭王位手续的期间，正德皇帝突然于三月十四日病死。因为正德皇帝既无子孙又无兄弟，所以朝廷决定由正德皇帝父亲弘治皇帝已故的弟弟兴王的王子朱厚熜继承皇位，也就是嘉靖皇帝。张爵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快马加鞭七昼夜由北京赶回安陆州向朱厚熜报告，得到重赏。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在北京登极以后，提升张爵做了锦衣卫的百户，三年以后又提升为千户，后来又提升为正三品指挥使的高官。

    张爵自幼爱读《资治通鉴》和唐诗，晚年犹手不释卷。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十五岁的张爵退休，他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著作，“五城”是指明朝北京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城区。他在《序言》中写道，以前他在处理公务的时候，凡是看到公文提到的胡同地名都要记录下来，“使京师坊巷广大数十里之外，不出户而可知，庶五城胡同浩繁几千条之间，一举目而毕见”，评论北京是“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所谓天府之国也”这段名言，也是出自张爵之笔。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八十二岁的张爵去世，被嘉靖皇帝追赠为昭勇将军，与王氏夫人合葬在北京南郊的蒲黄榆。1957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蒲黄榆发现了张爵和夫人的墓地，出土了刻有1200多字的墓志，墓志记述张爵曾经多年掌管街道事务，这正是他能成为北京地理专家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