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杉

    时至年底，全球经济面临艰难的选择。是继续“再平衡”，还是促进增长，成为各国政府紧迫选择。

    考虑到政治周期因素，2012年一些国家进行大选或换届，因而促进增长或成为政治家们的首要选项。这几年经济发展轨迹显示，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伴随着紧缩和衰退，各国领袖们虽然曾就“再平衡”达成共识，但刺激增长，同样是他们无法放弃的政策选择。如何在“再平衡”与“保增长”之间达成“平衡”，是一个政治难题，两个政策目标之间，没有最优，只有次优。

    中国经济在2009年使用极度宽松政策保增长后，导致经济结构更加失衡、通货膨胀加剧，资产泡沫严重，进而减缓了中国经济“再平衡”进程。但外需持续下降倒逼中国经济转型，反通胀不得不加速人民币升值，这使得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在新一轮宏观调控后取得一定进展。

    尽管中国经济出现下滑趋势，但总体看，经济放缓还是政策调控的结果。汇丰银行发布的11月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预览值大幅下跌至48，创下自2009年3月以来32个月新低，引起经济界人士震惊。但据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师屈宏斌分析，中小企业指数和就业指数并未低于50.导致PMI下降原因是外需下降，国内需求减少，受影响的主要是上游大企业。如果客观看，这种变化意味着经济调整见效，并不需要大惊小怪。当然，在房地产泡沫破裂，通胀受到抑制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变得相当重要。

    货币数据显示，“再平衡”取得一定效果。10月中国外汇占款负增长248.92亿元，为4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外汇占款负增长，意味着基础货币存量减少，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消退。

    外汇占款负增长表象的背后是，贸易顺差逐步减少，资本外流增加。这些迹象表明，中国争取实现贸易收支平衡的努力已经达到效果。考虑到全球贸易在一定时期内都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中国出口快速增长几无可能，外汇占款负增长或预示着人民币升值周期即将结束。

    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实际在采用两种方法向均衡汇率靠拢，一是名义汇率升值，二是通货膨胀，前者意在加速人民币升值速度，后者意在减少升值空间。通货膨胀成为人民币减少名义升值的代价，而这个代价一度加剧中国经济失衡。现在看，困扰中国经济的顺差因素得到缓解，中国经济逐渐向健康方面发展。

    如果人民币升值周期结束，中国经济将出现新特点。

    特点一：经济低通胀低增长。此轮通货膨胀的短期因素是2009年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中长期因素是外汇占款导致的货币超发。由于顺差一度持续扩大，外汇占款不断增加，致使基础货币增发严重，通胀压力不断增长。中国治理通胀的过程，实际就是减少外汇占款的过程。除了紧缩货币，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对外需依赖也是重要手段。外汇占款负增长，将使货币存量减少，依靠高投资和出口的增长不复存在，宏观经济进入依靠内需的缓慢增长时代。

    特点二：人民币资产重新定价。无论是房价高涨，还是艺术品、玉石等投资疯狂，其背后都是货币存量不断增发，推高价格预期所致。随着外汇占款负增长，货币存量增速得到抑制，推升资产价格的货币力量不复存在，资产品价格失去了上升动力。一旦先知先觉者竞相抛货，资产价格必然从高位回落，进而出现大幅调整局面。实际上，房地产调控政策已经并不重要，真正支撑地价和房价的货币因素消失后，即便取消限购，房地产价格仍然会向下调整。同时，泡沫严重的其他人民币资产也将大幅调整。

    特点三：人力替代资本成为增长动力。货币增发减少，资金供给紧张，资本密集型投资将受到抑制。同时，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供给曲线将向上移动。从增长角度看，以人力替代资本，或成为短期维持增长的重要手段，而劳动力需求增长，将导致人力成本增加，进一步推动工资上涨，而这将改变收入分配方式，经济增长红利向劳动要素倾斜。

    认识到中国经济出现的新特点，“保增长”就不可乱加码，宏观政策就不可过度放松。目前经济下滑，是宏观调控必然结果。在各界强调“保增长”过程中，货币政策不能急于放松，政府改革不能迟缓，“再平衡”也不该中断。维持一个稳定有序的慢增长，比一哄而上的“强劲增长”要有价值，更能持续。

    当然，政策微调已在进行中，财政政策可以相对积极，但着力点应在减税，而不是扩大支出。货币政策只能回归中性，不可急于再宽松。（作者为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经济学博士）

    （文中观点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