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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汽车文化
话匣子topic · 俞可
南加州大学两名中国籍留学生于
此则在异域发生的飞来横祸着实惨烈，各界人士也纷纷围绕着安全问题尤其是留学生的自我保护问题畅所欲言。诚然，学子背井离乡，家人首要顾及的便是他乡的安全。不过，安全问题无所不在，或天涯海角，或房前家门。之所以对他乡的安全惶惶然，正是缘于对客居地的懵懂甚或无知。
2010年，美国网站“坏事连连看”曾根据前三年统计数据推出全美50所最危险大学排行榜，哈佛高居第二，麻省理工、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耶鲁等均榜上有名，南加州大学则有幸“落榜”。校方历来重视周边安全问题，不仅在街口拐角安装摄像头，每年还斥巨资用于社区治理，并激励学生积极参与。此外，在那些该校学生密集居住的校外社区，每隔一两百米就设置一个身穿黄马甲的“治安大使”日夜守候。如此天罗地网，但此次受害的两位中国留学生还是脱离学校撒下的安全网，最终酿成无以挽回的憾事。
美国高校周边为何杀机四伏，倒并非因为建校时选址的荒谬。南加州大学位于洛杉矶市中心南部，与1984年奥运会主会场仅一街之隔，沿着一条主干道两三公里便可直抵NBA湖人队主场。在美国，大学建校早期大都毗邻都市繁华地带，只因汽车大众化，中产阶级以及高校教师纷纷搬迁到地广人稀的郊外，学校才日渐沦丧为，最终与黑人区贫民窟为伍。类似现象极为普遍，如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的芝加哥大学、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汽车可视作美国高校安全问题甚至美国的“原罪”。美国对汽车如饥似渴，美国文化实为汽车文化，而汽车成为美式自由精神的表征。郊区化远郊化硬是把美国公民塑造成为汽车文化的既得利益者。美国人每年驾驶汽车的总里程达到2.9万亿英里。为捍卫票仓，维持低水平的油价实属“明智之举”。有关研究显示，美国人每开车1英里，所支付的相关经济、环境、健康及外交的费用仅为54美分，而成本总数却高达10美元。就是说，美国人每开车1英里便可获得近9.5美元的补助。难怪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美国油价水平倒数第二，仅略高于石油出口国墨西哥；与欧盟核心成员如德国、法国、英国的油价相比，则高出一倍；作为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第六大产油国的挪威，其油价居然二倍半于美国。
以平均燃油开支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时代》周刊曾展示一张全美示意图。该图和大选结果图几乎吻合。总体看来，共和党执政的州，燃油开支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大，如被视作最保守的密西西比，燃油开支竟占家庭收入14.2%，居全美之首。路易斯安那、蒙大拿、南卡罗来纳等各州，则达12-13%。得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堪萨斯、阿肯色、阿拉巴马、乔治亚、田纳西、肯塔基、西弗吉尼亚等诸州，该比率为10-11%。而民主党获选的州则显现截然不然的景象。纽约仅为5.5%，马萨诸塞、康涅狄格、伊利诺伊、华盛顿等民主党天下，为6-7%，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等西部联邦州也不过8-9%。
在西方社会，左翼党（即民主党或工党）的选民主要由生活在城市的开明中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组成，而右翼党（即共和党或保守党）的选票主要依赖于乡村民众以及守旧中产阶级。可见，城乡是西方选举的分水岭。这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在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边际效益。比如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建国60多年以来始终由自诩为保守党的基督教社会联盟执政，其首府慕尼黑却因高校云集而屡屡被左翼的社会民主党把持。然而，汽车的盛行却把作为城市中坚的知识分子“撵出”，大学滑向阴暗与罪恶的深渊。最近，在《纽约时报》专栏，《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相关研究结果，称油价与智商构成正相关，而油价又是由汽车社会直接推动。最终，人类驾驶汽车奔向一个低智甚或反智的社会。
南加州大学惨案虽为孤例，仍需警钟长鸣。文化视角，不啻为一种审视并反思的途径。
激励一代人
体育漫谈sport · 郑和平
激励一代人，是伦敦奥组委在
历史上，伦敦已两次举办奥运会。1908年罗马因为火山喷发宣布放弃举办奥运会，伦敦在关键时刻接手，仅用两年时间准备，就成功举办了奥运会。这届奥运会被后人称为第一届严格意义上的奥运会：第一次以国家(地区)队的形式参加，第一次真正得到媒体报道，也第一次有广泛的图片传播，当然更重要的是，英国奥林匹克理事会在主办本届奥运会时制定了许多比赛规则，为后来的奥运会规章奠定了基础。
1944年，国际奥委会开始选择1948年第14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在英国国际奥委会委员阿伯代尔勋爵的努力下，战争没有结束，伦敦就获得了举办权。当时，纳粹举办的柏林奥运会的阴影未散，二战的创伤仍未愈合，冷战的铁幕已经降下，欧洲处于分裂中，世界各地的冲突又接连不断地发生，连奥运会发源地希腊都处在内战中。顾拜旦本来以为体育能够给世界带来和平，但这样的信条不断受到挑战。奥林匹克的信仰需要重新树立，于是，伦敦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伦敦再次在危难时机拯救了奥林匹克。一个接近破产的国家，举办了一届节俭但隆重的盛会，那是二战后第一个世界性的盛会，伦敦人以友好的姿态和奉献精神征服了世界，后人称之为14届奥运会中最友好、最没有政治因素的奥运会。从此，所有的体育项目散发出新的光芒，4年一届的奥运会再也没有被打断。
伦敦两次拯救了危亡中的奥林匹克运动，并非偶然。究其原因，是发源于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在英国的民间复兴。1850年，在英国的一些乡村地区已经开始组织每年一度的“奥运会”。而且乒乓球、网球、羽毛球、足球，甚至于田径运动中的跨栏，这些运动项目都发源于英国。可以说，体育运动已开始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青年时代就来过英国的顾拜旦正是受了这种体育精神的影响，才有了举办现代奥运会的想法。也正是因为有了极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较好的体育设施，伦敦的前两届奥运会尽管筹备时间很短，但都获得了成功，并且皆实现了盈利。
当年率军击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有一句名言：“滑铁卢战役的胜利是建立在伊顿的操场上的。”伊顿公学的学生几乎每天下午都有体育运动，在“伊顿五人”、墙赛、田野游戏赛等伊顿特有的游戏般的体育运动里，学子们不仅锻炼体魄，而且能形成同学之间的互相尊重、团结、合作、集体责任感和荣誉感。
而伊顿崇尚体育的精神，正是伦敦奥组委一直推销的本届奥运的核心理念：让奥运会激励全球的青少年积极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倒计时若干天后，伦敦历史上第三次奥运会就要来了。但愿中国奥运健儿，在这一届奥运会上收获的不仅仅是金牌……
瞬间 focus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
这是
图文／余江灏
回望资本创新扩张路径
聊书斋chatting · 潘启雯
纵观跌宕蹉跎之新中国史，曾有40多年“讳言资本”的历史。为“资本”著书立说往往被视为一桩冒险和疯狂的事情，极易陷入“盲人摸象”般的尴尬境遇。在经济学家曹尔阶80多年的风雨人生中，有60多年同投资打交道的经历。他多年在财政部、建设银行从事投资管理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见证和参与了新中国一些重大建设投资项目的调研、论证、审批，参与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因此，他撰写的这本《资本是个好东西》某种程度上或许很好地避免了“盲人摸象”的尴尬和片面。在投资管理的实践中，曹老先生深深体会到“资本创新和扩张”的内在秘密，因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的诸多经济问题，都尝试从资本形成机制的角度加以阐述。
书中提到，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收支集中于财政，一切信用集中于银行。即使这样，也没有堵塞资本的扩张和形成机制的创新。例如，财政部门就曾利用建行发放“小型技术措施贷款”、“出口工业品贷款”，以及直接利用预算内外的各种挖潜改造拨款等，扩张财政超收的资本；又如一些地方政府曾采用平调集体资金，企业的“基建挤生产、生产挤大修、大修挤成本”和乱挪乱拉贷款等，那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扩张。改革开放后，尽管政府一贯强调控制信贷规模，但投资规模膨胀即资本扩张仍一次又一次地发生：1982年企业和地方动用预算外财力的投资热；1987年至1988年的“证券集资热”、“信托公司投资热”、“地方办金融热”；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假拆借”和“绕规模贷款”等近乎违规的金融举措，提供了办市场和乡镇企业的原始资本投入……所以，曹老先生说，回顾这60多年资本创新的历程，其实创新与违规，真理与荒谬，只有一步之差！
尤其在第四章“国家投资、国家干预、国有化和私有化”中，曹尔阶以1985年全国推行“拨改贷”为例讲述。 “拨改贷”和信贷介入投资的改革，把企业还原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并让企业明白不能无偿使用资金，而必须以利息作为资金的机会成本再去经营收益，从而把加速资金周转和提高经济效益提上了议程。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1995年国内18个工业城市推行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当时，国有企业资本与负债的比例已低达2∶8，据测算，要把负债率降低20个点，至少要补充9500亿国有资本。政府采取对银行逾期贷款挂账停息或减免欠息等多种解困措施推动试点工作，当时政府高层严厉批判和禁止有关“债转股”的银行试点。1998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国内面临国企过度负债的严峻困境，加上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解困时限紧迫，政府遂于1999年下半年成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对相当一部分过度负债的大中型企业拖欠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实行“债转股”。这个决策，结束了国有企业实行“拨改贷”以来长达15年的过度负债状况，把颠倒多年的“债”和“本”的关系重新摆正。结束了40多年“讳言资本”的历史。
“债转股”成为资本形成机制上的最大创新。不仅化解了企业过度负债，优化了企业资本结构，也增加了4600亿元的企业负债能力，成为那一时期增加银行贷款、缓解通货紧缩的一支“生力军”。
曹尔阶认为：金融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创造了十倍、百倍于实体经济的庞大的虚拟经济，而此次发端于美国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的正是人们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控制和驾驭手段远远跟不上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展，金融监管和全球范围的金融协调远远落后于现实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的发展。不过，曹老先生依然对资本市场抱有信心：“随着对资本客观运动规律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终将能掌控和驾驭资本，犹如将一触即发的强烈的雷电驯服成电弧灯和电话那样，让资本为人类造福”。
灿灿萱草花
城里城外emotion · 陈志刚
“陈志刚你拿几个馒头吧！”
“陈志刚你喝酸奶吃蛋糕吧!”
“冰箱里有瓜，你自己拿！”
这是妈妈写在药盒的上的几张字条，那是2009年刚进入十月份的时候，九十岁的奶奶病重又一次住进医院，妈妈值夜班临出门留给我的。妈妈在河北农村长大，只念到初中一年级，她很少和人用文字交流，写的字也不是很工整，有的更像画，但我非常喜欢。
妈妈和弟弟是在1985年因为爸爸在戏剧创作的特殊贡献“农转非”的，离开土地的妈妈有着许许多多的不适应，开始父亲单位帮忙安排妈妈在园林局工作，是临时工。当时正值各大公园扩建，堆山挖湖的工作非常繁重，在家劳作惯了的妈妈没有叫苦，但是她看不惯正式工背着手对他们吆三喝四不干活，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辞职了，自己做起了卖冰棍的小买卖。
那个时候爸爸的工资低，衡水的家刚刚建起来，我和弟弟都在上学，家里开销大，妈妈天天自行车驮着冰棍箱子早出晚归换来一家的衣食无忧。这么多年下来，她的冰棍箱子换成了手推的冰柜，从只卖冰棍儿到增添了汽水、代卖糖炒栗子和木制的按摩器。阳光常年的暴晒让她的面部肤色黝黑，而白色帽子下的额头肤色却是牙白的。她热心助人，和许多小商贩成了朋友，也包括那些竞争者。
奶奶是十年前从天津去衡水养老的，八十八岁的时候添了些老年病，她想天津了，我的姑姑大爷都在天津，爸妈便用祖产的拆迁证明在天津买了经济适用房，带奶奶回天津养老。爸爸是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专家，在天津时间很短。妈妈承担了照顾奶奶日常生活的全部事宜。在奶奶病重的时候她一直守护在床边，喂饭喂药，擦洗身体，夜里每隔两个小时就要看看奶奶情况。
去年春天奶奶过世了，妈妈哭得非常伤心，一个她照顾了十多年的亲人去了，看到奶奶的空床，她好像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奶奶过世后，妈妈回到衡水和爸爸一起生活，现在爸爸的退休手续办的差不多了，前两天爸妈给我打电话，说要回天津来生活。
“灿灿萱草花，罗生北堂下。 南风吹其心，摇摇为谁吐？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也许哪一天妈妈回天津后出去办事还会给我留些文字，我一定把王冕诗句中萱草花一样的字条珍藏起来，因为我知道：那里面，有爱……
（建行天津市河北支行）
且说
说微知著story · 俞天白
其实，个性，就是人性；个性化，就是人性化。不管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都是类型判断，善善恶恶。都有不同表现，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就这个意思。这种绝对的差别，就是个性。然而，自古以来有一种政治机器，总希望让这些生命体变成一个模式，一种类型，强将自己意志成为社会意志，但始终总未见有好结果，有时甚至会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在这方面，当代中国人可谓记忆犹新；而能够汲取各种个体之长，才能有完善人生，成为人生追求的至高境界，也才能推动历史。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的一番言论，就包含着这些哲理，而且堪称经典。他说：“她（居理夫人）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公平，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具有那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脱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
请注意，爱因斯坦对荟萃于一身的居里夫人用了一个词：“难得”。
“难得”到什么程度？爱因斯坦说：“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个性越发展，对于有心集中优点的人，获取人类各种优点的机会就越大，人类的发展繁荣，就越有保障？而反过来说，脊薄的土壤上，是培育不出参天大树的。越是抹煞个性，完善的人生就越不可能出现？这推理是应该成立的。
那么，“难得”“难”在何处？起码有两“难”：第一难，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即是作为社会能否提供个性去“荟集”的人文环境。第二难，主观上有没有这种要求，这种意志。也就是说，作为个人是否有这种自我完善的要求、勇气、魄力、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
从这两“难”来衡量一下我们当今社会现状，我认为都不容乐观。
对于尊重个性的社会环境如何遭受破坏，我不想在这里饶舌了，只希望承认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并正视被破坏的事实。只有承认、尊重事实，才会有切合实际的挽救措施，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开口，说的是五千年文明，四大发明，地大物博等等，非常自豪，非常自信，但都是抽象的，泛泛而谈的，一旦有了具体项目，对不起，就是外国的好。以法国建筑师安德鲁的北京“国家大剧院”为起点，大量的国外建筑师和建筑事务所到中国开展实际工程设计，创造了一大批如“鸟巢”、“国家大剧院”、“CCTV大楼”等“奇观式建筑” 和标志性文化建筑，还有正在竞相攀比的高层建筑，就这么来的。根本不顾这种决策所冲击的，不仅是中国珍贵的建筑文化命脉，也冲击着中国整个文化传统！到了发现走了弯路，却从洋人转向古人：复古。最近，传闻有人提出恢复北京六大景观就是一个典型。就是不愿把这个舞台，提供给当代建筑师！作为个人，在这种环境中，不随俗，不从众，还能做什么？
所以，要使我们的文化事业获得繁荣，要使我们国家成为文化大国和文化强国，管理部门应该从尊重个性开始，努力为个性的发展，提供应有的条件，培育肥沃的土壤，并从制度上加以落实。有人说，中国六十年来，没有出现知名的科学家，就同这种不允许失败的体制相关，在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指挥棒下，是出不了大家的。
“民生各有所乐兮，吾独好修以为常”。这是屈原《离骚》中的名句。一个“各”字和一个“独”字，在大众与个体的对立与统一中，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人格、操守、社会责任与理想，成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我希望这种追求和理想，能够在当代中国实现，让这位三闾大夫投汩罗自尽的悲剧锁进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