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剑峰

    1984年，日本一桥大学教授曾预言，世界经济在2020年达到顶点，之后将陷入长期萧条。此次危机之后，未来世界经济是否会如他所说的那样呢？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本人越来越认同这种观点。

    按照世界银行2010年对未来世界人口状况的预测，全球都在呈现老龄化的趋势，而中国最为明显。到2050年前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超过目前的高收入国家，这可谓是“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如果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再加上目前高收入国家要进行的去杠杆化的改革来看，未来世界经济的走势还是比较悲观的。

    如果从理论模型上来推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高收入国家的储蓄率将被迫上升，同时，高收入国家将延长退休年龄，因为人口寿命的预期将延长15年，而目前退休年龄只延长了两年；第二，即使储蓄率上升，经济增长速度未必会上升。因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如果技术革命的浪潮消失，人口老龄化再加速，则经济增速和可能会下降，从而使得全球经济陷入长期衰退过程，这正印证了一桥大学这位学者的观点。除非出现新的领导国家，向全球提供技术创新和消费市场；第三，如果传统的“中心——外围模式”不可持续的话，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可能会丧失通过全球化来完成工业化的机会，这可能意味着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将成为永远只能发展服务业的国家；第四，随着储蓄率的上升，资产回报率会下降，全球房地产市场可能会经历一个长期下调的过程。

    那么就中国而言，中国能否避免成为第二个日本？能否成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认为取决于如下几个因素：第一，中国能否具有可持续的技术进步？即当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能否靠技术进步取代现行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第二，劳动力能否继续转移。目前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已占就业人口的60％，城市就业人口已占就业人口的40％，因此，持续的工业化尤其是城市化很重要；第三，需要降低收入分配差距，但须防止过度福利主义。目前国内有一种倾向，特别是在网上，民粹主义色彩浓厚，非常值得警惕。这次欧洲和美国的危机表面上虽有多种原因，但其背后实际是福利主义，在欧洲主要表现为财政福利——通过财政提供优厚的社会保障；而在美国更突出的是金融福利，比如次级贷款就可称为是一种金融福利——将贷款贷给那些没有还款能力与意愿的人，而过度的福利主义在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是非常危险的；第四，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得到迅速的纠正，如果再迟的话，中国人口结构的恶化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第五，基于金融改革的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中国能像美国一样通过货币的国际化更多地享受拥有人口红利国家带给中国的储蓄，从而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但同时，我也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担忧。有研究称，中国的经济会在2013年实现硬着陆。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一阶拐点出现在2004年，而人口的水平拐点据说可能在2010年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劳动人口的水平值在2010年就已经为负值了。但中国的房地产为何并没有因此而跳水，商品房销售的面积的仍不断增长，也许可以归为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的城市化尚未完成；第二，高储蓄率存在的同时，金融投资的渠道又很少。但有两个危险的因素值得警惕，第一，2005年7月份的汇改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从日本经验来看，升值就会使房地产市场有一个大幅度的跳跃；第二，2009年“四万亿”背后的巨额信贷，也就是说近两年我国发放的信贷总额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信贷发放的总和。如果上面说的两个因素在未来发生逆转的话，中国是否会像日本和美国一样在房地产市场上出现危机，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研究员）

摘编于4月11日社科院第250期《金融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