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的话： 算起来，季永荣是“80”后—— 80年代的青年人都是理想主义者，看中责任，有担当，对时代有着真诚的焦虑，这些在季永荣身上都能感受到。采访的那个下午，和他的交流常会陷入停顿，没了遣词造句的寒暄，场面有些尴尬。回来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该用什么来界定成功呢？一个人一辈子能认认真真做好一件事，算不算了不起呢？其实，我特别想告诉他，他认为的“不成熟”是因为他的真实，不必介怀。

■　本报记者　张瑾

    阳光从酒店大堂的玻璃窗后面射进来，洒了一地，季永荣坐着，喝了口茶，他不说话，有点不情愿，脸上挂着疏离，两个人中间只是隔了张小茶几，却像隔着白天黑夜，凭你再怎么努力，也没办法靠近。

    这也是季永荣对自己不太满意的地方，总给人距离感，又不善于表达，即使内心已经波涛汹涌了，可还是面如止水。再过两年就五十岁的季永荣，一辈子和“工程”打交道。18岁从常州财经学校基建财务与信用专业毕业，毕业那会儿可以选择去向，回老家南通还是到大城市，其实对一个少年来说根本就不必选择，季永荣也没把来南京上升到理想的高度，他觉得到大城市见世面是读了书之后理所当然的去处。到了当时的南京支行，季永荣被分到了“建筑经济科”，跟着师傅学工程造价，学徒师满，到“中央拨款科”做了一名工程决算的审核员。就这样，事业在“计划”中顺理成章地展开，波澜不惊，在这个行业的起起落落中，季永荣一点点的成为了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行家里手。

    季永荣喜欢把他的职业生涯划分为三个阶段——1982年到1992年的计划经济时代；1993年到2000年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2000年以后的市场经济时代。“三段论”的人生说起来有点平淡，没有波澜壮阔的起承转合，贯穿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青葱岁月也没给季永荣留下什么难忘的印象，但认真做事的风格却传承至今，他说他从来就不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踏踏实实做好每件事情是他最朴素的信念。踏着时代的步点，季永荣到了中年，他说回头想想，他最喜欢的是第三个阶段，问他为什么——因为体会到了成就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季永荣常会感叹，能年轻十岁就好了，俨然对那二十年有种光阴虚度的怅然。

    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了30年，对自己，季永荣挺知足，跟社会上的同行比起来，收入蛮高；但作为一个建行人，他常会有些时不我待的焦急，自己的职业生涯一直都和建行的工程造价业务绑在一起，说没感情是假，从心底里希望建行的造价咨询业务能“做大做强”，现在光在南京有甲级资质的造价咨询公司就有100多家，建行早就不再“一枝独大”。30年前，建行在当地的市场份额是100%，如今却只有10%左右。当然不能只归结于时代变了，那是不负责任的说法，他说现在最迫切的是解决人才的问题。有个事情对他的触动特别大，2008年的时候，季永荣参加了一个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的研讨会，外国专家发言，一开始有翻译，后来讲到一半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听得懂，不用翻译了，而季永荣是为数不多的“听不懂”的人之一，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他都忘不了，有些打击自信，但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会慨叹，要是能年轻十岁就好了，一定要趁着年轻多学点东西。

    但他知道，岁月没有回头的时候，没有谁能从头来过，所以希望一定在“下一代”的肩上。作为审价一科的科长，他的严格在中心是出了名的，其他科的员工都怕领导说一句话，“你如果不好好干，就把你送到季科那里去。”而他的直率也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尴尬，看出问题就说，从不懂得迂回。季永荣说自己本来就不是个善于沟通和表达的人，面冷心热，但他真愿意把自己的经验教给这些年轻人，希望他们少走些弯路，能够迅速成长起来，独挡一面。对于自己的严格，季永荣说，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理解自己的苦心。

    季永荣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成就，更无法用成功来界定自己的人生，30年小步徐行，没有大的波折，一直在认认真真地做着一件事情，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事情就要做好，这是证明自己的唯一方式。季永荣有个上大学的儿子，像很多寡言的父亲一样，父子俩平时交流的也不多，但儿子的交际能力比他强，这让季永荣欣慰，在朋友的聚会上，儿子说他是个成功人士，这让季永荣很是受用，不管别人说什么，他当然在乎自己在儿子心中的形象。对于下一代的未来，他没有太高的期望，“只要你过的比我好”。做工程审计，加班是常态，但在有假期的时候，季永荣喜欢出去旅游，去过一些地方，虽然摄影水平有限，但偶尔心血来潮的时候也喜欢向同事们秀一秀自己的作品，当然极少得到褒奖，甚至有时候让他很受伤，但他却仍旧乐此不疲。季永荣说，等他老了，还会回到农村，去过田园生活，不过南通是回不去了，那里已经变成了城市。

    阳光在小茶几上画着光影，季永荣说自己快50岁了，稍微变得成熟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