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时值全球经济危机后时代。中国如何发挥既有优势，抓住机会加快转型，在复苏的大背景下实现“软着陆”，又如何改善国内民生，处理诸如房地产、医疗、教育等种种悬而未决的微观问题，尽早实现“中国梦”。不仅是所有中国人所期盼的，也是众多关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外机构和学者想要了解的。

    热点：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梦”

城镇化引擎

    民生改善的舞台是城镇，城镇化走向成为关注今后中国经济的视点。我非常关注两点：其一，政府对人民的承诺，如缩小贫富差距、杜绝腐败、加强社会保障、提高食品安全、充实教育及医疗、创造并提供就业等如何在城镇化过程中集中实现；其二，通过对作为城镇化重点的户籍和土地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如何实现城镇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市民与农民等二元关系的调整和革新，以及如何构建中国经济、社会新的发展框架。 同时，城镇化也关系到控制黄沙以及PM2.5等问题。在处理扩大地方政府的执政范围，孵化和发展民营企业，对城镇化过程中新增市民进行工业化和信息化等方面教育问题上，政府需要面向国内外实施会计责任制度。消费是内需的支柱。在中国，虽然“衣食”都已经充足，但是“衣”将会追求时尚和设计，“食”只要安全，便可以促进新的消费。“住”是人民当前最大的消费，城镇化的发展将成为刺激消费的关键。“用”就是指消费，如果能够完善作为“安心和舒畅”的生活必不可缺的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人民的消费欲望将会大大增加。关于“行”，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非常重要，而通过进一步推动环保车和节能车的开发，完善相关设施等行为将成为扩大“行”消费的决定因素。但消费并不是只要增加就好，扩大不浪费的消费才是重要的，最近中国提倡的“光盘行动”意识能否被全体人民认可也尤为重要。 ——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江原规由

新人才培养

    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点还来自于生产率提高，收入提高也需要依靠更高生产率。中国应该更加注重发展使用现代科技经济，发展服务业，通过人才培训、城镇化等方式来提高生产率。中国经济发展显然要比过去30年更加困难。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涉及质量的提高，如经济质量、人才质量、生活质量，涉及创新资本的大量运用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以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规模，人才培养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例如德国的工程学专业，也是经历十代人、100多年的时间才慢慢成熟的，这个过程没有捷径。中国改革的另一个难处在于目前形成的利益集团。我的建议仍是加强人才培养，这不只是接受大学里的教育。管理人才、技术人才，都需要将理论与具体运用结合起来。经济质量的提高在于掌握管理和经营上的Know-How（知道如何做），这是目前中国缺乏的，中国现在不缺资金，但“Know-How”的掌握需要通过人才培养实现。至于改革中遇到的利益集团问题，我的建议是推进自由化和市场化。西方国家大企业也会形成利益垄断，阻挠改革推进。西方采取的就是加强自由化，引入市场竞争。——德国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客座教授霍斯特·洛切尔

社会保障融合

    中国社保体系的一个问题是：居民迁移，社保无法跟着流转。在现代中国，人们迁移更加频繁，他们需要社保能跟着流动。所以，中国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福利体系，而不是城市和农村的分裂、地区的分裂。社保体系设计的初衷就是要把风险集合起来，这种体系财务上的可持续性依赖于把富人和穷人集中在一起。农村和城镇的体系分裂会造成一个问题：把富有的人放在一起，穷的人放在另一个体系。因此，城市社保强劲，农村社保则很弱。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传统上以地域来考虑，以农村和城市来划分。我认为中国在将来需要考虑如何建设全国性的体系。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退休金、失业保险、医保体系，不管你住在农村还是城市。当把健康的人、生病的人，富人、穷人，联合在一起，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风险，这样全国性的体系会强健得多，财务上也更有可持续性。——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前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黄育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