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特约记者 邓为民 本报记者 刘静

    在国外打拼多年带给崔涛的是富有前瞻性的视角，年龄似乎也比实际看上去年轻。他谦和的态度给人一丝不苟的印象，他的理性又将国外学习和工作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加以应用。采访崔涛就像一次头脑激荡，因为他的思维敏捷、语速极快，但相反，他做事的节奏却沉稳踏实。在他的字典里也许没有“赶超”，一砖一瓦按客观规律前进是我能深切感受到的。——记者的话

    “前一段时间，我在南京给银行做一个理财顾问培训班，资深一些的理财顾问对QDII都非常谨慎，毕竟许多客户还未回本……建立信心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路程，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变行业对QDII的成见。我个人做得再好，若没有投资人分享我的收益，也没什么意义。”现担任国泰纳指、国泰商品基金经理的崔涛正在试图通过投资者教育改变国内投资者对QDII的偏见。

    崔涛在美国待了10年，在华尔街工作了五年，在对冲基金、数量化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但崔涛来到国内发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阶段相当于美国的七八十年代，从美国海归后很多东西基本用不上。但经历了从起源到繁荣的顶峰，以至泡沫破裂的过程，崔涛对金融市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笔财富。

    “在我们这样一个半市场化、半计划的环境下，金融业、资本市场、基金业走在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上。过去，我们的基金创新基本照搬美国模式，美国的债券基金、股票基金、货币市场基金、ETF和其他指数基金等，挨个往这搬，有些是水土不服的。反倒是本土出现的一些产品受到国内投资者的欢迎。这使得我们反思，产品创新怎么走？国内外文化的差异、文化间的冲突是我关心的，尤其十八大后政策的变化和创新的变化，这存在很多机会。”

    美国基金业历来追求相对收益，中国基金业也在循着这条路前行，却多有瓶颈。在美国浸润多年的崔涛觉得，中国与美国相比，在基金管理人、基金公司和客户之间缺少一个群体，那就是庞大的财务顾问群体。在美国，老百姓很少直接去基金公司买基金，都是找投资顾问。投资顾问会根据投资人的风险偏好，选一些债券型、股票型、价值型、成长型的基金，把这些相对收益的品种组合成一个绝对收益组合。崔涛掌管的国泰纳指基金是相对收益的典型。所以，“指数基金到底适不适合中国老百姓？”在推出这只基金时，崔涛不由得产生疑虑。他看到了国内外投资者对指数基金的预期差异。带着这个思考，崔涛在设计产品时就考虑，尽量把相对收益往绝对收益上靠。2010年正值金融危机的谷底，崔涛依旧选择了纳指和大宗商品。他坚信，全球经济复苏明确，美国的底子最厚，美国资本对于创新的支持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因此科技股更具最强复苏动力。“指数基金是工具，本应由理财顾问帮助投资人去配置，但还是想让客户挣钱，所以就要求自己必须选一个在未来3—5年内表现比较好的一个指数。我希望我的指数是挣钱的。”

    虽然现下，崔涛管理的两只基金都是被动型指数基金，但他并不觉得轻松。现在，一个星期的工作量相当于以前一个月的。主要原因是，在国内一位基金经理要更加关注客户的需求，承担了一些相当于理财顾问的角色。“客户感觉你就是‘点石成金’的人，能为他挣钱，因此这就需要跟客户沟通，如果说在国外是，房子盖好了你是一颗螺丝钉固定一个地方即可，那么在国内，你要想办法把房子搭起来。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挑战。”

    QDII在国外不是一个复杂产品，但国内许多客户理解起来却比较困难。2012年3月份，纳指涨势凶猛，欧洲危机还没有解决。崔涛建议客户保守一些，降低纳指或商品基金的投资，增加债券类基金的配置。2012年8、9月份，崔涛判断风险资产将会有一波涨势，就有建议客户多配纳指等风险资产。这期间，对于基金的操作并没有多做过调整，而是通过对资产类别的全球宏观局势判断，帮助客户调整资产配置，从而增加收益。“毕竟第一位是要挣钱，在国内不能做纯粹的基金经理。希望通过投资者教育和投资业绩的回升，让客户看QDII时不再妖魔化。预计接下来的三到五年，无论是债券、股票、商品或房地产，翻多少倍、暴富的可能性不大，要从暴富的预期转成通过资产配置在货币泛滥时期达至保值增值的目的。QDII给资产配置提供了一个海外投资的途径，不管个别市场出现多大的波动和亏损，总体能抵御通胀。”（作者单位：建行广东私人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