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研

    对于单一社会个体而言，之所以关注宏观经济运行，是因为会直接影响其生活福利。例如，物价水平直接影响实际购买力（物价上涨，购买力下降；物价下跌，购买力上升）；就业水平直接影响收入增长预期（就业形势好，收入预期就乐观；就业形势差，收入预期就悲观）。通常在综合实际购买力变化和收入预期等因素之后，个体会对自身的消费、投资和储蓄等做出调整，宏观经济运行就是这些微观个体经济行为的综合反映。相应宏观调控则是依据宏观经济运行的现状（各项经济指标的变化及趋势预判），围绕预期经济目标（例如，经济增速、民生福利等等），通过各类调控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调控的方式则包括相机抉择的逆周期调控和自动稳定的制度设计，以及对既有调控的修正等等。

    但是经济运行的复杂之处，在于宏观经济并不完全是微观个体经济行为的简单加总，因为微观个体行为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其他个体行为的变化作为外部信息，还会影响其行为，这样的机制运行结果，反映到宏观经济运行中，就形成各类经济指标之间的因果、相关等各类关系，并且通过正负反馈机制反作用经济运行之中。相应个体逐渐依靠经济指标间的逻辑关系和反馈机制，做出自认为理性的趋势判断，以满足各类经济诉求。

    因此，无论是微观个体的经济行为，还是宏观层的政策形成而言，对于经济指标间的逻辑关系的认识就显得有意义。

    还是上面那个例子，物价和就业之间的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有关此问题的讨论最著名的当属“菲利浦斯曲线”，即“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替代取舍关系”，也就是说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的上升期内，失业率下降，物价上涨率上升；而在回落期，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率下降。这就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提供了依据，例如可以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也可以运用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较高的失业率来换取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但由于“菲利浦斯曲线”是新西兰统计学家威廉·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13年间经验统计资料，归纳出来的一条经验规律，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理论，所以对它的有效性有很多质疑，例如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就反对用通货膨胀换取就业增加的方法。

    因此在运用这条经验规律对照分析中国的情况时，首先就要观察在历史数据中，是否存在菲利普斯曲线。

    从1996年算起至今整整20年了，时间跨度已经基本支持经济周期的范畴来观察经济运行。若简单地以经济增速的升降为周期判断依据的话，期间经济大致经历一个半周期：

    第一个周期情况是：因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速从1996的9.9%，下行至1999年的7.6%（降幅超过两个百分点），随后逐渐回升，2007年达到14.2%的峰值；之后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再次进入下行周期（即第二周期开始），期间只是在“四万亿”的刺激下，经济增速暂时于2010年回升至10%以上，但并没有逆转经济下行的趋势，2015年经济增速已经降至6.9%（降幅为四个百分点），即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周期中的下行期内。

    同时由于公布的失业率数据质量的问题，所以笔者变通的采用观察就业和物价的关系，相应如果就业与通胀的呈现同向关系，那么逻辑上讲“失业和通胀的反向关系”就成立，即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是存在的。笔者采用城镇年净增就业人数和GDP平减指数，分别代表就业和物价的情况。

    首先，在选取的时间跨度中，第一个周期的下行期内（1996年-1999年），GDP平减指数由7.2%降至-1.4%，降幅高达8.5%，同期城镇年净增就业人数也由882万降至796万（2000年进一步降至739万）。

    其次，在本次危机中（第二个周期的下行期内），虽然在“四万亿”刺激之下，经济增速出现了短暂反弹，但是2011年刺激政策推出之后，GDP平减指数由2011年的8.9%降至-0.5%，降幅高达9.4%，同期城镇年净增就业人数也由1227万降至1100万（2014年曾降至1070万）。

1999年至200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朱镕基任总理期间）有关宏观调控的措辞，归纳五年间一直保持并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扩大内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并重）、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另外当时还有三件大事：平衡西部大开发、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监管改革。因此，就数据曲线而言，同时在经济下行期，同时碰到了经济危机，菲利普斯曲线确实在中国存在，那么自然而然，上一次是如何摆脱曲线的，对于当前就很有意义。